宣侠父是黄埔军校第一个被开除的学生，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位遭受国民党黑手的中共高级干部，而直接凶手竟是他的老师兼同乡，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
　　□柯宗
　　

宣侠父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人员宣侠父（右一）、女作家丁玲（右二）与林伯渠（坐者）等于1938年春在陕西西安

　　1937年，宣侠父、徐向前、陈赓、左权在西安。

　　初上黄埔岛，蒋鼎文就从他所负责的第一队学生花名册中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宣侠父。再看他的履历，曾留学日本，这在黄埔一期生中也属凤毛麟角，而且宣侠父还和蒋鼎文同乡，都是浙江诸暨人。
　　当蒋鼎文第一眼看见这位小老乡，不禁在心里喝了一声好，宣侠父身材高大，眼神清湛，面如重枣，不怒自威。两人交谈得很融洽，蒋鼎文决定要将宣侠父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但蒋介石听了他的汇报却沉吟半晌，阴沉着脸色迸出几个字：“他是CP！”
　　蒋介石说得没错。早在1920年，宣侠父留学日本期间就接受了马列主义。1922年回国后，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在杭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要记住，防止他们捣蛋。”蒋介石叮嘱蒋鼎文。果然，不久后的一件事，宣侠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那是黄埔开学后进行了特别支部的选举，蒋介石、严夙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当选，可是蒋介石却感到隐隐不安，因为在这五人中，除他之外的四人都是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跨党分子。虽然蒋介石身为校长，但在特别支部内也只是一名普通执委，并没有其他特权。
　　蒋介石决心扭转局势，他以校长和特别党部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并规定各党小组长每周需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宣侠父也在名单中。
　　起初，这道文件并没有引起多大风波，只有宣侠父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若如此，蒋介石则将凌驾于党之上。于是，宣侠父郑重地给特别支部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蒋介石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强权下监督同志的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决定，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以确保党在军校的威信和权力。写罢，他在报告书后端端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理说，宣侠父此举完全符合程序和规定，行使的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蒋介石却怒不可遏。他暂时忍住这口气，以校长和老乡的双重身份唤来了宣侠父，婉转地批评宣侠父少不更事，体会不到校长的良苦用心，希望他改正错误，收回报告。偏偏宣侠父是个认理的人，他认为校长的话有失偏颇，“以党制军”是中山先生当做命脉的原则，难道以前的教训还少吗？陈炯明的叛变就是例子。“娘希匹，你怎能将我与陈逆相比！”蒋介石勃然大怒，他限令宣侠父在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不然卷铺盖滚出黄埔岛。
　　谈话不欢而散，蒋介石又授意蒋鼎文劝宣侠父认错，无奈宣侠父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蒋介石恼恨之余，认定此人绝不可留。他从校长经费中抽出一笔款子，让蒋鼎文交给宣侠父。宣侠父挥挥手，口中高吟：“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扬长而去，这正是宣侠父一生性格的鲜明写照。
　　1937年，宣侠父奉令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工作，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这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宣侠父在国民党军界中很有人缘，如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就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则是宣侠父在黄埔的老师，听说宣侠父来到西安均摆酒相接，叙及当年的抱负、情义，滔滔不绝。宣侠父乘机请他们以抗日大业为重，为八路军提供必要的给养。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黄埔军校的师生中，共产党员达500多人。早在军校筹办之初，叶剑英就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以建国粤军第二师代表的身份参加军校筹备工作。军校开学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同时还兼兵器学的讲授任务。“十大元帅”中的林彪、聂荣臻、徐向前、陈毅，也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师生。
　　当时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也为宣侠父摆了一桌酒宴，还拉来了他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作陪，他们都是浙江诸暨老乡。没想到这场饭局却不欢而散。原因是酒过三巡，蒋鼎文趁酒劲指责共产党，宣侠父则予以反驳，并希望蒋鼎文从民族大局出发，为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补充粮草和医药。蒋鼎文打着哈哈，推托明日再办，说罢，摆摆手吩咐撤席。没想到宣侠父却不依不饶，表示明日一定登门拜访，让蒋长官兑现诺言。
　　自此，宣侠父隔一段日子就会来打扰，蒋鼎文苦于应付，又怕一旦对答不当，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批评政府抗日不力。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眼见宣侠父已对自己的前程带来了危害，蒋鼎文不由恶向胆边生，他唤来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为宣侠父罗织罪名，并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大怒，遂召来军统局长戴笠，制定了暗杀宣侠父的计划。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北区第四科科长徐一觉，行动小组成员有丁敏之、李翰廷、李良俊等。由于始终找不到得手机会，行动小组请蒋鼎文帮忙设一个局，将宣侠父“钓”出来。
　　1938年一个初夏的晚上，蒋鼎文在自己位于后宰门的公馆里，以讨论补充八路军军饷为由打电话约见宣侠父。蒋鼎文难得地很开通，很大方，表示将尽快办理一切事宜，同时还希望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了将时间拖得更晚一点，蒋鼎文这晚特别健谈，谈家乡，谈黄埔岛，谈同学，谈师长，真是其情融融。正直、坦荡的宣侠父没有想到，在这温情脉脉的谈话中，危险已经逼近。
　　参与暗杀宣侠父行动的丁敏之后来交代了当时的暴行：宣侠父与蒋鼎文的这次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一时左右，正是与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离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早就有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的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揣进自己口袋。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
　　中共党组织对宣侠父的失踪极为重视，并预感到某种不幸的发生，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西安行营追问，指名道姓向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更是正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最初国民党方面还矢口抵赖，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蒋鼎文扛不住了，他担心如果共产党找到宣侠父的尸体，说不定蒋介石会让他顶缸背黑锅的。于是又让那帮特务将宣侠父的尸体转移到西安城外东南角的城墙附近秘密埋葬。
　　很快，延安方面获得了宣侠父遇难的可靠情报，再度向蒋介石抗议。蒋介石终于露出无赖嘴脸：“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一语泄露天机。在蒋介石的内心里，是把黄埔军校视为他的个人地盘，把黄埔军人视为他的家丁家将，予杀予生，由他随心所欲。宣侠父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出蒋介石的不良居心，他是黄埔生中最早对蒋介石产生警惕，并与之展开斗争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