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曾专程前往汉阴三沈纪念馆参观考察时指出：“‘三沈’都与故宫有很深渊源，沈兼士先生更是故宫博物院元老级功臣。”

北京大学现任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评价说：“作为北大的一代名师，沈兼士先生所提倡的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极大，他在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忽略的。”

沈兼士，一位已去世整整60年的学者，何以引起后世的如此眷念？

让我们翻开一页尘封的历史吧。

1867年（清同治6年），祖籍浙江吴兴的沈兼士祖父沈拣泉随陕甘总督左宗棠到陕西任汉中府定远厅（今镇巴县）同知，将家室安于汉阴。其父亲沈祖颐先后两度（1882年-1883年、1891年-1892年）任兴安府汉阴厅（今安康市汉阴县）抚民通判等职。1887年农历6月11日沈兼士在汉阴出生。家学的渊源使其自幼即受良好的国学熏陶，陕南的青山秀水和温馨融洽的手足情谊伴随其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1905年，沈兼士与胞兄沈尹默自费赴日本留学。他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并加入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专科学校。1911年归国后次年至北京，与次兄尹默、长兄士远先后同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皆俱盛名，时称“三沈”。

据《北京大学史料》《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和《辞海》等记载，沈兼士从191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为中国新诗开拓者之一。 1921年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与创办辅仁大学，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兼国文系教授等职。  当时，许多教书先生都有自用包车，而沈兼士教授却往往只是挟一个颜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课。课余，深居简出。偶尔，他也光临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吃顿小吃，然后匆匆离去。沈兼士进入课堂的样子，在学生笔下写来，油然而有种仪式感：他穿一件蓝布大褂，黑色直贡呢千层底便鞋，右臂夹着一个皮包，一身朴质而又文雅之气，穿过正襟危坐的学生的目光。   沈氏讲课，往往陶醉其中，闭上眼睛直讲到下课，这才睁开眼睛出去。每讲到一处学生表示不解时，他常意外地问：“你们不懂?”言下大为不满。而事实上，他讲的内齐，即使是读过文字学、音韵学，甚至连《说文解字》也研究过的学生，也常闻所未闻。他通常是态度平易，偶尔还会插科打诨，幽默感十足。一次，他上课点名，看到一名学生叫杨有家，随即引《孟子》中“男子生而为之有室，女子生而为之有家”的句子，取笑道：“此乃女人名字。”博得人家一笑。 但这种幽默和善也有例外。在北大教书时，一次，他正讲得高兴，学校抽查人数的校工走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当时的北大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教师往往不喜欢点名。因此，当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时，沈兼士马上把他的帽子摔到地上，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和善的沈老师很少当面开口夸奖学生。一名当年学生回忆，沈兼士教文字学，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说过什么好话，总是怪他们书读得少，学问浅。以至有一天，当这班学生听说，苛刻的沈先生其实常常在教员室休息时表扬他们，都不肯相信是真的。时日久了，人家也就了解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尽管平日不言，但每次考试后，他总要把成绩最好学生的名字，挂在嘴边，和其他教授谈起来，也总是一遍遍提起。等到毕业时，学生略有些成就的，做老师的倒也并不吝惜勉励之辞。不过，这名为人旷达、年近六十仍一头黑发的老师，却又总作满不在乎状：“教师称赞学生，不过为饭碗问题。”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周祖谟教授是沈兼士先生的受业弟子，曾在沈兼士先生诞辰百年后撰文回忆：“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思想开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学术上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

沈兼士“不仅有高人一筹的治学方法和才能，在学术上又有开风气之先的魄力”（葛信益评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废除汉字”的呼声震耳欲聋时，他仍清醒而科学地、系统地、深入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和文献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他倡导并坚持运用形音义三者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是许慎之后1800年来“第一个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而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他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所作所为，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沈兼士得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被时人视为无用之物已售于纸商制作还魂纸用后，立即争取教育部支持，将残存的1506麻袋大库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档案整理委员会进行整理，开高等学府整理清代档案风气之先 。1925年后，沈兼士兼任初创的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文献馆馆长等职，经多年的努力，才把馆内久经堆积、次序凌乱的大量清代档案整理就绪，引起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的重视和应用。蔡元培先生称赞他说：“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沈兼士先生保护民族文化的功德又何止于此。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是瑕不掩瑜的领袖东方文明的典范，是与长城、大运河一样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书》三部半中的一部，原保存在沈阳故宫。1922年，已退位的清室废帝傅仪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被袁世凯1914年调运至故宫保和殿的《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且议定售价120万元。此事被沈兼士先生获悉后，他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消息既出，全国震惊。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清室盗售国宝的阴谋遂未得逞。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有关图书档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国之瑰宝未流落异邦，沈兼士功高至伟。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所谓“中亚探险（远征）队”，欲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沈兼士得悉后，为防其肆意掠取我国历史文物，便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名义召集北京各学术团体讨论此事，旋即致函外交部呼吁停发其护照，又致函沿途各省阻止调查进行，迫使斯文赫定亲到北京大学造访沈兼士，答应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在中国保存等为前提，组织中瑞联合考察团前往考察。此事对我国考古学发展和保护西部文物影响深远。

 沈兼士以无人能匹的文字学、训诂学成就独步20世纪中国汉语学界。“最卓越之训诂学家，一人而已。”这是向以不轻许人自期的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沈兼士下的定语。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在《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之比较》中指出：“沈兼士先生之于汉语语源学，贡献殊多。其于后学不啻为开路先驱，亦犹建筑物之兴建，先生所为乃其设计图。时过五十余载，今之学者，非特未能逾其矩矱，恐先生构想之精髓、众多细部之所以然，尚需后学反复体味追步焉。”

早在一九一五年，兼土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编过《文字形义学》讲义，对于研究文字形义学的目的、方法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影响很深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沈兼士对汉字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他考查研究当时发掘出土的殷商钟鼎上的“图形”后，首先提出“文字画”的学说，在所著《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中，将汉字发展史分为文字画、意符文字、音符文字三个时期，认为铜器铭文和许慎《说文》中的独体字都不是原始文字，而纪事的绘画才是文字的起源。这一科学论断不仅逐渐为后世更多的材料所证实，也成为文字学研究史上划时代之贡献。

沈兼士认为建立汉语字族学是建立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其代表论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鲁迅先生曾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沈兼士认为利用右文研究汉字，可以探求一组同一声的形声字与其所从之声在意义上的关系，找出它们的共同之处，归纳出汉语语根。探求语根及语词分化的形式，是“研究周代以来语言源流变衍之一种有效方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它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其代表汉语字族学研究最高成就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被国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备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唯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

沈兼士先生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殊多：“既抉挖它的根株，又阐发它的义蕴，有高深的理论，又附以例证，有正确的方法，又佐以证验。他的这些见解和方法，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正确的，仍足以启示后学，沿着他指出的途径，完成他未完成的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尚有益的事业”（葛信益语）。他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于1941年写成《声训论》，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他在《声训论》中曾自叙 “余近年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他在《广韵异读字研究序》一文中，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从1933年开始，沈兼士先生苦心孤诣主编《广韵声系》，历时十余载完成这部“中古文字之总汇”、 “实为承前启后之中心字典”。 《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在其自序中云“其形声字，比之《说文》，多逾三倍，其语汇亦较《说文》、《玉篇》为完备”。新中国成立后，在整理和简化汉字等文字改革工作中，《广韵声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爱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在沈兼士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北师大中文系已故名师葛信益教授曾是沈兼士先生得力助教，据他回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的第二天，沈兼士就不再去他兼任馆长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了。当时敌伪在北平主持文教的周养庵派人请沈先生出来仍主持文献馆的工作，被兼士先生拍案拒之门外，并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他虽自家异常窘迫，仍想方设法接济同人和学生。他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号召沦陷区文教界人士参加抗战活动，与辅仁大学同人英千里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以不屈服不合作的态度对付敌伪，协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参加抗日。

兼士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曾发表的不少文章，文末落款注明成稿时间和地点时往往有“打鬼节”、“除日”、“抗志斋”等字，表示出鲜明的爱憎立场。他这种有胆有识，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深为当时学术界人士所敬佩。他也成为日伪在平津逮捕人的黑名单上的第一人。经同人反复劝说，他才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西安赴重庆。

1943年困居西安时，沈兼士开始蓄须明志，放言沦陷区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剃须。当年冬月，胡宗南曾邀沈兼士与林语堂同至潼关阅兵，归途同登西岳华山。他向曾同校执教的林语堂介绍，北大沙滩红楼已成日本宪兵队总部，北平青年学生常被捉来关在里面，夜半遭严刑拷打之声让比邻而居的他惨不忍闻，学校操场尽是学生累累白骨，而住在红楼的所谓北大校长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说到此时，兼士悲愤填膺竟泪流满面。

当晚宿华山北峰时，因道士出纸索书，诗书堪称双绝的兼士先生曾题一绝：

观兵破晓出潼关，揽胜来朝入华山。

眼前多少兴亡事，化作云烟任往返。

当时自北平来西安的流亡学生众多，沈兼士竭尽周济救助之能事。忠贞正直的他不仅坚辞了国民党组织部特任他西安党训班代主任之职，也以“礼乐非吾好，干戈未定时”之词谢绝了教育部礼乐馆馆长的隆聘。面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故园难返，亲人难逢，他悲愤于心，抒发于外，留下许多苍郁铿锵之作。如《长安客舍元夜》（甲申二月）：

      乱里笙歌杂楚辛，酒颜红颊白头新。
         遥知灯火阑珊处，更有伤离念远人。

　陕南汉阴是沈兼士先生兄姊诞生成长之地。我曾问兼士先生女儿沈兑教授：沈尹默先生一生说方言（陕南官话），即使在北京大学任教上课和新中国成立后见到毛主席时口音也不改，可曾听到兼士先生说方言？她说：“他（兼士先生）平日说普通话，只有他们兄弟在一起时才说方言，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有点像汉阴话，总之不是南方（江浙）话。”1944年季春，沈兼士先生途径陕南入蜀。虽是战乱流离，目睹熟悉的山水，遥忆当年无忧无虑在陕南度过的年少时光，颇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感。其时信笔所写之诗并序幸得葛信益先生搜集得以流传至今：（序云）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丧乱之余，旧游重记，偶闻鸣鸠，不胜逝水之感。（诗云）

   漠漠轻阴欲雨天， 海棠开罢柳吹绵。

   鸣鸠有意惊春梦， 唤起童心五十年。

沈兼士入蜀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所写诗文中多慷慨之辞，如“谌揖山挽词”末两句云；“他时讨虏成功日，寄语贤郎告祭筵”。又“九日用少陵韵"一首末两句云：“引领官军收蓟北，放歌燕市荡胡尘。”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兼士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接收平津敌伪文化教育机构。他一面做着紧张的甄别接收工作，一面为民族振兴计，极力主张工业救国，呼吁奔走并创办了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6年夏接收事毕后，复任教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正当沈兼士先生准备为民族和教育的新生竭忠尽智时，竟因突发脑溢血于1947年8月2日病逝于北平，而其家道清贫竟至无资安葬。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其国士风骨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