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亚(1913—1978)，原名何继周，字子新，陕西省宁陕县龙王乡(解放前属汉阴县)人。1936年8月率“陕南人民抗13第一军"参加革命，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晋南游击支队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抗日第三分校大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军调处科长，辽东军区第3纵队副参谋长，第4野战军40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何振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目睹地主、土豪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藏着反抗的怒火。1930年读完汉阴高等小学，本想为乡亲父老做一些有益的事，可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乡保人员的明争暗斗，灾祸殃及何家，酿成房屋被烧，财产被抄，他只得背井离乡，1931年到西安，考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军官训练班。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他逐渐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树立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毕业分配到安康绥靖军一团(即沈玺亭团，1934年改番号为西北警备第二旅第四团)九连。1 932年，安绥军一团调平利驻防，在平利举办干部教育班，何振亚入班受训。沈团原是游勇武装组成，十分腐败，何振亚深感报国之志难酬。经沈启贤联络，何继周与孙善堂、徐海山等人秘密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拟在有利时机把队伍拉出来寻找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1933年7月，何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派到手枪连当排长。1935年1月警二旅到城固、洋县一带驻防，部队在华阳镇被红二十五军伏击，官兵震惊，更坚定了何振亚投奔红军的决心。

    1935年冬，警二旅四团开赴长安县南。12月8日，在引驾回途中，七连排长苟树林联络起义事泄被捕。时任九连二排长的何振亚，顿感形势紧迫，急约沈启贤、洪九畴、张孝德等密议全连起义，他说：“受压迫不如起来反抗，迟反抗不如早反抗，小反抗不如大反抗"。“只有起来革命，参加新的部队(指红军)打倒旧部队，穷人才得翻身，受苦难的人才有出路”。12月11日，由于救苟未成，遂处决反动连长张锡武，以“执行任务"为由，率部112人起义，进入秦岭山中。

    何振亚起义目的是参加红军，起义后才知道红二十五军已经北上，留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无法派来干部。经红七十四师建议，何部自称“陕南游击纵队”，将原名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他们以红军为榜样，进行部队组建和开展地方工作，实行官兵一致，严明纪律，打富济贫，顺应了秦岭山区贫苦农民的要求，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就发展到五百余人，编为五个中队。

    其时，国民党调集了大批兵力追剿，国民党安康专员魏席儒派员同何振亚谈判收编。何振亚为了保存实力，针对敌人“改剿为招”的阴谋，采取“缓兵计”，有条件地接受国民党地方政府“改编”，将部队开往安康(现汉滨区)北区的东沟口整训，暗地派人到汉阴、紫阳、平利、岚皋、镇巴等县开展秘密活动，为部队独立自主发展创造条件。

    1936年5月，何振亚的战友沈敏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收编，便从北平急回西安，将何部情况向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作了汇报。6月，中共西北特支派杨江_、杜瑜华和沈敏到何部驻地进行工作，何振亚非常高兴，表示准备第二次起义。杨江即回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又来营地传达党的指示。根据特支指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为争取更多的人参加部队，将何部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主要人事安排，均遵照党组织要求，明确了党的领导，同时得到红七十四师的支持和帮助。7月，何振亚即率部第二次起义，按照党的“八一”宣言精神，起草《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号召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为扩大影响，何振亚率部攻打安康五里铺，杀掉魏席儒的代表副官。第二天撤到安康枧沟，杀了几个土豪，没收了800多斤生丝，向人民群众表示惩治劣绅恶霸和投身革命的决心。8月13日，在镇安县紫荆河(今属汉滨区)刘家大院召开“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发表《宣言》和《告人民书》。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以新的面貌在秦岭山区诞生了。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在秦岭山区与敌周旋。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艰苦的环境中，何振亚遵循党的领导，与红七十四师协同作战，进行革命斗争，在火镰砭、双河口、迷魂岭、云雾山、蔡家寨、涧池铺、五里铺、双溪等地进行战斗20余次，扩大了革命队伍，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很快发展到一千余人。

    1936年1 2月1 2日“西安事变"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阻南京方面部队西进，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奉命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开赴潼关以东执行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第一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警卫团长，驻兵甘肃庆阳驿马关。何振亚经李雪山、王敬修介绍，于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何振亚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长，部队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在平型关战役后忻口会战前，何振亚率本营战士于晋北中解口歼灭日军一个连，缴枪十余支，活捉日本兵一名。1937年12月，因部队扩大，开至河北平山整编，何任六八七团二营营长，党总支委员。1938年3月升任六八七团参谋长，团党委委员。后被分配到“抗大”担任教员。在抗大工作和学习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到半年被任命为队长、大队长，多次受到组织的表扬和嘉奖。

    自“西安事变”后至抗战初期的三年中，何振亚曾参加正太路、道清路的破袭战，以及九路围攻张店、町店等战役，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屡立战功。1 942年11月，由抗大调西安留守兵团任副官处副处长、处长。1944年冬，调任王树声部三支队任副参谋长、参谋长，随军开赴河南抗日前线。1944年11月又任河南军区三分区及豫中分区参谋长。1 945年在河南军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合，调中原中央局高干团任参谋长。是年夏，河南军区主力进入伏牛山作战，由于国民党第九十军增援，支队主力从敌人侧面突围，何振亚带领司、政、供、卫机关及支队向敌人后面游击，被敌人围困山上将近十日，断炊三天三夜，情况十分危急。何振亚在困境中镇定自若，机动灵活指挥，果断率部突出重围，将机关带至安全地带与主力会合。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前何振亚被调往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任整军处科长。1946年秋，军调处解散，何被派往东北工作，经大连时留作公安总局任督察处长。1947年11月调东北军区第三纵队任副参谋长。1949年1月调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参谋长、军党委委员及直属党委书记。在东北参加四平、开原、义州、锦州的攻坚战及公主岭、辽西、平康歼灭战，在解放战争中功绩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振亚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4月，任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空军参谋长。面对美帝国主义“空中优势”，他敢于碰硬，奋勇拼杀，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朝鲜停战后回国，任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尽职尽责。1955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三级勋章、抗日战争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10月24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