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通常说法认为在唐代中叶就已开始，尚难定论，但最晚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市场则没有问题。不过宋代茶马互市的规模有限，元代则基本停止，而到了明代，无论茶马贸易规模或管理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陕甘茶马互市进入了兴盛时期，从而促进了青藏地区畜牧业和陕南地区种茶业的发展，是一段应该加以认真研究的历史。
    明代立国，面对着北部地区蒙古游牧民族不断侵扰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明代中期蒙古势力进入河套地区以后，“九边”屯垦的战略防御功能被严重破坏，更给中央政府带来极大的威胁。
    明政权为支撑边防危局，充实军事力量，非常需要马匹；而马匹的唯一来源地在青藏高原，恰好青藏高原的藏族群众常年喝奶酪，吃牛羊肉和干燥的糌粑，身体燥热，必须饮用一定数量的茶才能体爽无病。茶与藏族群众的生活休戚相关，不可一日或缺。明朝政府于是把这两方面的急切需求结合在一起，形成政府严格控制下的不平等的“双边贸易”。这也是明政权事关国家安危和用以控制西部少数民族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的羁縻政策。明洪武时，“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明史．食货志》），管理十分严厉。后来虽然弛张有时，但茶马之法始终是明政府控制青藏地区的基本政策。
    藏族群众朝夕渴求的茶叶，只能从茶马互市中获得。当时的茶马互市，集中在陕甘地区进行。因为茶叶的主产地是陕南，即汉水中上游以安康为中心的大巴山地区。明洪武四年﹙1571﹚，户部奏称，“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食货志》﹚”。明初，金州﹙今安康﹚行政建制是直隶州，石泉、汉阴、平利三县属金州。今紫阳县为金州地，称紫阳堡，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改堡设县。岚皋县亦为金州地。金州茶，就是指今安康紫阳、平利、石泉、汉阴、岚皋诸县和汉滨区部分地区所产之绿茶，也叫青茶﹙以下称陕青茶﹚。汉中行政建制是府，西乡县也是产茶区，地属汉中。所以说明政府统计的八十六万余株茶树，大抵分布在汉中东部和安康西南部的巴山地区。以当时行情，陕西的二万六千多斤茶叶可直接换取将近三千匹马，这对于边防作战和物资运输是很重要的补给。正因为其重要，于是明中央政府便大力推进茶叶生产，以扩大茶马互市的规模。到了万历年间，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陕青茶产量达到五万斤左右，每年可换马一万多匹。这从很大程度上满足到了明政权的军事需要，也达到了“以茶驭番”的政治、经济目的。正如嘉靖十五年御史刘良卿所言：“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明史．食货志》﹚。”
    陕青茶之所以在整个茶马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品质优良。巴山地区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宜茶树生长，所产青茶滋味醇厚，香气芬芳，且富含咖啡因、茶碱、可可碱等多种元素，利于祛除食滞，消化脂肪，因而深受藏族地区广大群众欢迎。由于馬政、茶法的特殊需求，明代很多地方都兴起了茶业，除川陕以外，湖南、浙江也大量产茶，但是都无法取代陕青茶的地位。四川茶的产量较大，很早就从雅安北上，经禁门关﹙碉门﹚进入打箭炉﹙康定﹚，但其在茶马互市中的地位很快就被陕青茶所取代。一则因为川茶多以直接购买方式进行交易，中央政府难以实行严格控制，更由于陕青茶质优，易于中马，所以“永乐以后，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浥烂﹙《明史．食货志》﹚”，这时陕青茶成了朝廷易马的专用茶。湖南茶一度时期也加入到陕青茶中进入茶马市场，可是茶法官员很快就发现湖南茶的质量不够好，“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要求严格禁止商人下湖南购茶。朝廷经过反复争论，最后提出折中的办法，确认湖南茶虽然产量大而“直﹙值﹚下”，陕青茶虽少而“﹙值﹚高”，让湖南茶进入市场，不会对陕青茶构成妨碍，但要“立法严核”，“以汉茶﹙陕青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明史．食货志》﹚”。由此可见陕青茶在茶马互市中的重要地位。 在明代，茶分官茶、商茶和贡茶，陕青茶几乎全都作为官茶用于换马。各地设有管理机构，茶商必须纳税请引才能运销经营。引是官府发给茶商的运销凭证，随货携带，不能分离，否则便要治罪。每引一百斤，不足百斤的零散货也要领得由票，否则还是治罪。引和由都注明货物数量、运销地点，一切严格按引由上的规定办理。这就是茶马互市中官方强制执行的引由制度。估计陕南很多交通要口都设有检查关卡，以保证榷茶的数量。为了加强对陕甘茶马交易的管理，明政府在陕西设了五个茶马司，派遣五个巡视茶马御史分驻管理。西宁司驻西宁﹙早期在天水﹚，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今甘肃临夏﹚，庄浪司驻平番﹙今甘肃永登﹚，甘州司驻兰州。这五个官办的茶马贸易批发市场，对应着藏区的运输线路，为茶马运输和贸易管理提供了方便。但是内地的茶叶运输路线却是相当的漫长。由川陕产茶地，经千山万水节节转运，需要迂绕几千里路程。数百年间，在秦巴山区异常艰难的茶马古道上，不知曾演绎了多少悲怆而壮烈的动人故事。
    秦巴山中早期的茶马古道尚未做过系统的调查，根据现有的认识，明代陕青茶在安康境内的运输线路有两条，一是溯汉江而上，至汉中，再分别陆运至西北各茶马司。另一条是巴山南坡和任河流域的茶，经任河运至瓦房店，再由渚河陆运至汉中，然后西运。某些时段，可能经由此道运输的川茶数量也很大，因为任河是南北流向，穿越巴山的孔道，自古就是商贸往来的必经之途。北魏地理著作《水经注．沔水》记载，“魏兴郡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王谷地当任河，王是壬的讹误，王谷即壬谷，后来加了单人旁，叫成任河﹙说见李启良：《石螺斋谈丛．为水经注正一字》﹚。在任河中段，考古调查发现了汉至南北朝时期城镇遗址，充分说明这条河是繁荣千年的南北通衢，无疑也是明清时期络绎不绝的茶马古道。任河与渚河交汇处的瓦房店古镇，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货栈。瓦房店的货物溯渚河向西，可以到达金州西邻的汉中西乡县。西乡临近汉江有个地方名叫茶镇，据说唐宋以来就是茶叶集散地。金州各县及巴山南坡的茶，必定由境内几条水陆古道西运至茶镇集中，然后办理相关手续再往西继续转运。茶镇所在地有条河名叫牧马河，那里景色优美，水草丰茂，现已列为《陕西省重要湿地保护名录》，面积数百平方公里，极有可能是由茶马互市放牧马匹而得名，因为运茶的马帮需要在茶镇一带作短暂停留，而换来得部分番马也可能在此等候分配使用。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茶马互市应有以下定义：
    一、贸易依照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茶法、馬政）进行；
    二、贸易在朝廷官员的严格管制下进行；
    三、贸易在政府所规定的地点进行；
    四、贸易的物品只限于内地的茶和藏区的马；
    五、贸易的形式是茶与马物物交换，而不是货币购买
    六、一般有固定的运输路线，水上陆上，畜驮人背，兼而有之。
    从这种意义上说，茶马互市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市场。所以说，陕甘茶马互市和由之而形成的茶马古道，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最早，最具本格含义。
    明代陕甘茶马互市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军队参与。明初天下即定，无重大战事，朝廷便命令军队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和农业生产，比如朱元璋时期的“大军点户”（清查户口），以及前述“无主茶园，军士薅采”。无主茶园的除草管理和茶叶采摘由军队完成，既可避免茶园荒芜，又能让供养的军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遗憾的是弄不清当时军队生产的茶究竟能占多大份额。正德年间，御史杨一清管理陕甘茶马事务，他提出，“国初散处降兵，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驻扎，授之官轶，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之虽远外小众，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杨一清：《关中奏议•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安靖地方事》。《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这是要让军队参与茶马运销，扩大贸易规模。前者是亦兵亦农，后者是亦兵亦商。茶马互市中，明政府还对藏区颁发过可以对验的带有军事性质的金牌信符，金牌上镌刻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这些都反映出军队参与茶马互市的特殊现象。研究茶马互市，不能忽视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本质特征。
    到了清代，国家一统，逮于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再无重大战事，加上国用马匹又有了蒙古的重要来源，所以有明以来兴盛了三百多年的茶马之法，从雍正以后便被废止，陕甘地区茶马古道也逐渐壅塞湮灭，鲜为人知了。
    现在人们大都熟知云南的几条茶马古道，因其晚起而一直沿用到现代，所以已经得到很好的宣传。但是这种演绎而来的概念和陕甘茶马古道有所不同。首先，云南通往越南、缅甸和经由丽江、香格里拉通往西藏的道路上，运输的物资虽然茶为大宗，但更有铜、盐、皮毛及其他日用品，严格说来是以茶为宗的马帮商道，与茶马互市的本来意义有明显区别。其次，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茶马古道理解为用马驮茶﹙或其他商品﹚的马帮之路，甚至认为不用马驮就不是茶马古道。这也无妨，两种概念并存即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陕甘地区原来还有已被历史淹没的，规模更大，时间更早，含义更确切的茶马古道。
    再说一下茶马互市的利弊。明代开启空前规模的官营茶马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接济了边防急务。源源不断的马匹供应，补充军事力量，保障物资运输，这是对付蒙古骑兵所必须的。同时，官方大力推进茶马贸易，有力促进了内地茶业和藏区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茶马互市的弊端也很突出。首先是官营贸易名虽为互市，实则违背市场规律，难以持久、自由、健康地发展。特别是邻近藏区茶马司中的官员为利益所趋，滋生腐败，不断舞弊。明王朝是个施行严刑苛法而腐败通行的政权。虽然朱元璋时期每月选派四名官员巡视河州、临洮等地茶马市场，还曾将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罪处死，但后来还是舞弊之风日炽，“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判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明史．食货志》）”。当时各茶马司还因为贸易经营和管理不善，常常出现大批茶叶变质霉烂，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情况。其次，对产茶地征收税额偏重，茶区群众的生活很贫苦。明初还规定陕南茶区老百姓负斗升之茶便要获罪，据史料记载，群众家里只能存放仅够一个月饮用的茶叶，估计不能超过半斤。看来谁要是多喝一碗青茶水就会犯法，实在是搞得民不聊生。
    清雍正以后，茶马互市之法废止。茶市解禁，民间贸易得以源源不断地自由进行。但后来英帝国势力插手西藏，迫使噶达克、亚东和孜江三个通商口岸开通，印度茶叶大量倾销青藏地区，内地茶叶销往西藏的生意便急剧衰落。陕青茶渐渐退出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回顾明代茶马互市的历史，不禁想到两件事。一是如果能创造条件，实地踏勘陕甘地区特别是陕南地区的茶马古道，详实地调查登记现存遗迹，加以研究考证和宣传，其成果将对研究历史文物、社会经济和发展旅游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再现陕南地区一道亮丽的历史文化风景线。二是前人对陕青茶的崇尚只是从口感和饮用效果体验来确定，而现代科技已清楚分析出以紫阳为中心的巴山地区所产的青茶，富含硒元素。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缺硒会严重影响健康。饮用天然富硒茶是一种简便易行、经济实惠又无任何副作用的补硒方法。应该充分运用新的科学结论，提高对陕青茶的优良品质的认识，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类健康带来无限的福祉。

    二0一0年四月十二日于古金州石螺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