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暗香》里，在《旅途》中，我读到吴咏梅同志的《也说贞节牌坊》（以下简称吴文），读后几多咀嚼，几番回味，几经琢磨，遂有感郁积于心。有感于心，不得不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借题发挥，也来评一评这个贞节牌坊。
       吴文首先述说贞节牌坊的功用和际遇，继而先贬后褒，对贞节牌坊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看重名节，执意守贞，或者是个人自愿而不是被迫选择单身独处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提升和完善自我人格的途径之一，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对两性关系的基本要求。”“对女子贞节行为立碑褒扬，也有倡导人们向善求美，遵规守法的积极意义。”立碑者是“典型引路，因势利导”，弘扬主流价值，引导社会有序运行，因此“合情合理”。虽然文章的后半部分也对道学先生在两性关系上极端左倾，有所不满，有所指斥，但总而言之，质而言之，是肯定中的否定，是坚持中的修正。
       应该承认，吴文一如她既往的行文风格，知识丰富，引证广博，论说透彻，语言精炼。这与作者深厚的学养、冷峻的思索和真挚的情感密切相联。但笔者对吴文所褒扬的对象，对它的价值取向，则完全不能苟同。
 且让我们来翻一翻字典：贞指不失身，节指不改嫁。“贞节”是指封建礼教所提倡的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贞节牌坊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表彰女性贞节而建立的形似牌楼的构筑物。以清制为例，妇女年三十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大者赐祠祀，次者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
       笔者曾经在安徽和四川的古镇里“瞻仰”过贞节牌坊，作为一个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它冰冷、僵硬、孤立地霸占着街头镇口。立碑者将它的意识形态通过建筑完成了对人的约束，实现精神变物质；又用石头般坚硬的语言，确立了权力对人的思想、对人的身体的绝对侵犯和占有，使人更胆小，更顺从，实现物质变精神。立于牌坊之下，遥想当年，一定有一个如花的少女 或少妇，心如枯井，情如荒漠，身如枯木，经过几千个日日夜夜的煎熬，终于变成了一个满头霜雪的老妪，在无助、无趣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于是换来了这个贞节牌坊。在我的眼里，这些贞节牌坊，如凶神，如墓碑，如巨兽之口，在它的面前，我唯有悲愤，唯有沉重，只想怒吼，丝毫看不到善的影子，美的影子，丝毫看不出它有哪怕一丁点的“合情合理”。 
       道德从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活人殉葬，女子缠足，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是“道德”的。笔者以为，凡是违反人性的，就是不道德的。鲁迅说过：“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在道德生活中，那些心理满足，那些个人实现，都是幸福感的源泉，即所谓“德福一致”。贞节一事，在日渐开放、在人性张扬的社会里，可以普遍么？人人能行么？自他两利么？还有值得肯定、值得赞扬、值得推广开去、流传下去的价值么？我们再从社会调查的角度来考证一下，试看当今社会，可谓“世风日下”了。青年男女们，无暇自我人格的完善和提高，也不管社会是否有序运行，爱我所爱，求我所得，无所顾忌地扑向生命的另一半。但丁的《神曲》中写道：“为了爱情下地狱，我在所不辞，上天堂的都是些跣足褴褛的衰弱老僧，我绝不与其同行”。青年女子，能守身到新婚之夜的，恐怕不足半数吧？夫死不嫁的，恐怕十分之一也没有了。在这种浩浩荡荡奔涌向前的追求自由的潮流中，再多的贞节牌坊，也难以作中流的砥柱了。再怎么因势利导，典型引路，都是苍白无力的，效果恐怕几近于无。恰恰相反，我们因势利导的，应该是给青年以科学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保全他们的本真，张扬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开放地、自由地、健康地、愉快地生活着，而不是禁锢思想，摧残人性，给他们带上精神的枷锁，使他们痛苦、麻木、呻吟、沉沦……
       贞节牌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传播和消亡，总是与它所在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被理学家们讥讽和抨击的“脏唐烂汉”，恰恰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最繁荣、最有活力的时期，他们是两座山峰之巅的灯塔，照亮了黑暗千年的中国史。富足的经济环境，强大的军事实力，豁达的政治胸怀，恢宏的文化视野，自由的社会背景，宽松的学理思路，造就了名垂千古的汉唐盛世。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半裸，公主再嫁，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而司空见惯。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才可以无拘无束，洋溢恣肆，人的自由包括性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宽容，人们的幸福指数一定会很高。
       相反，程朱理学产生并兴盛的宋明王朝，则是中国历史上孱弱、专制、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国力衰微，对外屈膝，思想专制，万马齐喑。就像一个被外人欺负的家长，无力还手，就回到家中，制定清规戒律，欺负自己的家人，以求心里的平衡。是社会的落后导致文化的落后，还是文化的落后导致社会的落后？不得其解，但是历史事实足以证明，贞节观的提出和推行是与政治的专制、与社会的落后互为因果的，是相伴而生的。
       以贞节牌坊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压制，在历史上是不得人心的，饱受有识之士的反对。清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作了形象的说明，他说江浙之人种梅，喜欢斫直，删密，锄正，以欹、疏、曲为美，这些经过人工扭曲的梅花，“皆病者，无一完者”。他托梅议政，暗喻封建礼教使健全人的体质和精神，一并成了畸形。而治病的方法则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实际上就是要保全梅花（也就是人）的天然生机，让它顺着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晴朗和明媚的天空，是清澈而广阔的河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文化思想领域，我们要除去枷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害人害己的符咒，除去“制造并玩赏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要怀抱希望，高扬思想，使人类都能享受温暖的阳光，享受属于自己的正当的幸福。
       我们允许爱的自由，也允许不爱的自由，自愿地不嫁，自觉地禁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个人的自由，外人不容置喙。我们提倡爱的自由，但不是鼓吹爱的泛滥，不负责任的四处留春，追求感官刺激的纵欲，为某种功利目的的勾引和对勾引的违心服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爱。取舍的标准应当是心甘情愿，自他两利，符合法律规范。
       我们理解作者的用心，她也许是有感于传统道德约束的缺失，希望拯救时弊；也许是想给历史文化现象以一个合理的解释，从故纸堆中找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来；也许想古为今用，为“提升和完善自我人格”找来一些历史依据，指出一种“向善求美，遵规守德”的路径。用心是好的，但方法错了。在贞节牌坊这个冰冷的构建物上求善求美，无异于缘木求鱼，它于人生、于社会、于自己、于他人已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种下的嘉禾，收获的却是荆棘！通过贞节牌坊弘扬传统文化，只会去向愿望的反面。对垃圾的最好处理，是彻底地烧毁，并且是消毒以后的彻底烧毁。
       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受众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能否增长创造的活力，能否给人带来生理和心理的愉悦，能否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它是否优质和有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共存于一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欧风美雨的吹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清理了“孔家店”的旧货，打下了新文化的基础，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了。但“五四”运动是不彻底的，民主与科学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也依然对专制有所眷恋，对愚昧剔除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要继续下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