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远先生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雅号，名曰“沈天下”。据著名历史学家谢兴尧先生《红楼一角》回忆文章，当年沈士远先生也是他的老师，曾听过沈先生的课，记得当时师生们都称沈先生为“沈天下”。“啥叫沈天下呢？因为预科里的国文功课，最重要的有两门，一是“国故概要”，一是“文论集要”。这两种都选得很好，都算北大有名的杰作。概要共六册，由周秦诸子讲到汉学考据；又由汉经宋理，讲到清代朴学，虽然均是些旧文章，而中国思想，学术的源流，完全包括在内，后来有书局把它翻印出来，似乎叫《中国学术史》，又名《国故论衡》，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看起来，不免有点高深。既然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所以一打头便是老庄孟荀的文字，这里面当然是孟子最容易明白，说的都是大白话，老子荀子是有平易有艰深，也可以查查注子，翻翻《辞源》。( 那时候还没有《辞海》《辞通》，《辞源》还不贵，老师和学生还买得起。）他是寓言十九，一会儿讲道，一会儿谈玄，大半可以意会，未便言宣，读起来固然费脑筋，言起来亦多费唇舌。而头一个题目便是《天下篇》，沈先生之享大名，即得力于此。因为他从开学起，直至散馆，由秋徂冬，还没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今天天下，明天天下，天天天下，弄得大家一听天下没完没结，因此便有人送他一个大号——‘沈天下’。这不是玩笑，而是表示是‘天下专家’，天下都是他的，沈先生亦可以自豪矣。”
    据周作人先生回忆文章《三沈二马》载： 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
    1903年，“三沈”之父因病在陕南宦所去世，于是举家迁离生活了20年的汉阴山城，移居西安。1907年，“三沈”昆仲陪同母亲举家移居祖籍浙江吴兴。到浙江后，长兄沈士远随即被浙江省高等学堂聘为国文主讲。
    20世纪初期的浙江，尤其是杭州，革命党人十分活跃，革新空气甚为浓烈，浙江高等学堂为省内最高学府，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学校风气开通，名师云集，达一时之盛。学校聘任的沈士远先生等，都是积极倡言推翻清廷的激进分子，他们的民族民主意识，对在此读书的青年岁陈布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陈布雷回忆录》载，沈士远先生与学生最接近，学生也极敬仰，陈布雷常去其宿舍请求指导。“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除胡虏’，毫无顾忌。惟有时以某某字样代之而已。”17岁的陈布雷当时就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和几个相知的同学常到沈士远先生处借阅禁书，感受到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解放出来的新文体写出来的政论文章，更具有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激情动人的力度，并以自己的作文效习之，这对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新闻界撰写评论闻名一世，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沈士远先生也十分欣赏这个得意门生，对陈布雷的评价是：“已接受并信仰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17年，沈士远先生被聘至北京大学任教，故而从浙高来到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北京。这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之后。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感召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相继聚集北大，形成了新思想活动的场所，北大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时，陈独秀创办的期刊《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大学出刊；北大新权利机构——校评议会正式成立，沈士远先生亦进入评议会；陈独秀和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也于1918年在北大创办；1918年，毛泽东也从湖南来到北大旁听，后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这时的沈士远先生，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组织。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开始推康宝忠做主席，马叙伦做书记。后因康病逝，马叙伦改任主席，沈士远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中，有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后，为保释北大学生陈德荣，请时任北大庶务部主任沈士远拟稿的信函：“士远先生：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　弟李大钊”。之后，沈士远先生为保护、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挽留因不满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而辞职的蔡元培校长和保护北大不被迁校解体等作了大量工作。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 6月15日，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之后，由于北大师生的极力挽留，另外，有沈士远等人参与的北大评议会委派沈尹默、马幼渔等人专程前往杭州，恳请蔡元培回北大长校，最后，蔡元培终于同意，并强调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五四”运动时，有一天沈士远和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找到他们，胡适等人以革命需要为理由，为不受政府控制，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办学，因当时北大评议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沈士远、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人均是评议会的，以此想请北大评议会进行决定。他们还提议，哪些教员可以去，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等。沈士远、沈尹默等当时就回答胡适等人说，这件事情重大，要仔细商量。那时候，政府当局因北大学生运动而对北大校方的压力比较大，加之蔡元培校长不满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离职，但是感觉胡适等人的这个想法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沈尹默、沈士远等人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时讨论。开会之前，沈士远即去找了胡适，告诉胡适说：北大搬迁上海，我们不同意。最后，北大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往上海。
    1921年春夏，北京又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反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索薪斗争。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各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在经过多次与教育部索欠薪金不得结果的情况下，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遭到了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八校长达四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
    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信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沈士远时任北大庶务部主任，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同事，他从思想上同情这些革命者并尽力提供帮助。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所知陈独秀住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相距约十五六里，时间紧迫，当面去通知陈独秀己来不及。他当即决定用电话求助距陈独秀住处较近的沈士远教授转告。但在电话中又不能说出陈独秀的名字，便说：“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消息，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的陪同下，陈独秀换装乘骡车离开北京，遂得脱险。

沈士远先生在与朋友同事们聊天时，总是谈些正南巴北的事情，如做学问或是学校里工作上的事。但与朋友们聊天时，朋友们常是漫无边际，中外古今，无所不谈，谈着谈着就不免要走板儿常涉及一些不太雅的事。而每逢谈到此处，这沈大先生的脸上便先是显现出一种特殊的表情，流露出紧张和不好意思的情绪，甚至有些惶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最有学问和社会地位的大教授们谈天时，也未能免俗。沈士远先生给北大教授们的印象是太老实厚道，且又直爽，憨憨厚厚，傻傻乎乎，兢兢业业的做学问。

早在1917年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孔德学校。用“孔德”做校名，是希望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所以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学制是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共十年。1924年增设大学预科两年，学制共12年。? 孔德学校的创办人除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有李石曾、沈尹默、沈士远、马叔平、陈大齐、钱玄同、马隅卿、马幼渔、马季明、沈兼士。朱希祖等，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孔德学校的兼职老师，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对当时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教育程式深为不满，主张提倡民主和科学，改革教育。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与“育”并重，要熔冶“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和“实际创作的人”。即不仅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场所，还要使它成为人格养成的地方。1952年9月，孔德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北京的八道湾有个大宅院，曾经是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一度成为京城文人和名流聚集之地。当时，经常出入这个宅院的有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刘半农、马幼渔、俞平伯、废名等人。后来人们都说，那时出入这里的都是非等闲之辈啊。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许寿裳，他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同乡又是至友。这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高师的学生可以被允许参加，而且北大的教授和讲师也到高师去兼职授课。1926年夏，许广平即将毕业于女师大，8月13日，许广平与陆晶清、吕云章宴请了鲁迅、沈尹默、沈士远、许寿裳等教授。 据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说，她所在的班里北大兼职的名教授和老师很多，像马裕藻、鲁迅、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都是高师的学生们所敬仰和崇拜的。“五四”之前，鲁迅居杭州时，就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并和沈士远、沈尹默过从甚密。相互还写过一些赠诗等。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张作霖队伍逮捕。是日正值清明，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相约在海淀春游，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是孔德学校的学生，也到那里找他们的旧同学，当日一同前往，并借宿在沈士远家。次日，在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只得将李葆华继续匿城外。后由沈尹默设法，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抗战之初，国民党定重庆为陪都后，大小机关纷纷西迁。士远先生时任职考试院考选会付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1929年当过北大校长的陈大齐先生)。考选会选址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静石湾。两位长官的官邸就座落在山脚下，一曰“衡庐”、一曰“鉴斋”，顾名思义，因为这个机关是专门对国民政府文官进行考试的机构。两位主任住进宫邸不久，就碰上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重庆，尤其是1939年的5月3日和4日，一天死、伤的人当以万计。于是住在重庆城里的人纷纷迁往乡下。为了腾出地方，沈大先生毅然从他的官邸搬了出去，在陈大齐先生的“衡庐”寄居下来。而他的官邸——“鉴斋”便成了一个“客栈”。里面住着尹默先生一家，还有当时在养病的汪东先生。兼士先生从北平逃出后也在此小住了几天。数年后，日机已无力再来轰炸重庆；于是尹默先生就在重庆的曾家岩“益世报”馆院内盖了几间房子，取名“石田小筑”。从此，大家陆续从“客栈”中搬了出去，士远先生这才得以从寄居了数年的“衡庐”搬回到他的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