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抵（1909---1987）本名郭芳恩，男，1935年在北平参加反帝大同盟，秘密组织宣传活动。1937年3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奔赴延安，8月在西安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和关押，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到延安陕北公学院学习。1938年元月毕业后到华北敌后参加抗日战争，在山东莒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分局总务处指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总务科长、山东滨海专署干部训练队大队长、沐水县文教科长、山东滨海建国学院指导科长、中原大学四队队主任、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秘书主任。1952年到人民大学学习后，任华中师范学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顾问等职。是华中师院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80年，郭抵被推选为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湖北省教育学会会长。1987年病逝，终年78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09年3月17日，郭抵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县恒口镇一个工匠家庭，他的祖辈以制做油篓为业。由于生计艰难，父亲随祖父到陕西省紫阳县瓦房店从事油篓业。由于勤劳和善于经营逐渐有了积蓄，并陆续置办了一些田产。因而尚在摇篮中的郭抵就随家迁居到陕西省紫阳县瓦房店。郭抵7岁入私塾学习，1926年到“紫阳县立高等小学校”（今紫阳小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回乡参加了一年手工劳动。192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32年，毕业后的郭抵满腔热忱想为家乡贡献才智，然而，当时的国民党紫阳当局非常腐败，用人以金钱和权势为标准，与郭抵同期毕业的另外两个同学都已分配工作当了教员，而郭抵在家等了3年仍然杳无音讯。政府的腐败，自身抱负难以在家乡实现，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恨。他不愿在家当土财主，决计出走，到北平求学，寻找完善自我和改造社会的道路。

     1935年春天，父亲打发郭抵去老家恒口扫墓。恒口有他家一部分田产，头年收的租谷还存放在老家。郭抵乘此机会，卖掉了这笔租谷做路费，跟随一位在紫阳做生意的长安人，翻过秦岭到西安，而后又乘火车到了北平，直到他寄信回紫阳，家中大小才知道他出走的消息。

  郭抵到了北平，开始住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后来又搬到不收房租的兴安会馆，和几个老乡一起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北大，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而当时的北平，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继侵略我国东北后，日寇对华北虎视耽耽。在北平城里，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寻衅闹事，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绪，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郭抵自然而然地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由于经济困难，加上日寇侵略危机的日益严重，求学成为泡影，而强烈的爱国心推动郭抵加入到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    

   1937年，日本加紧了吞并华北的步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郭抵就在这年春天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同年5月，经民先队介绍去太原接受军事训练。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以抗战为由，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吸收了一些平津学生。然而，地方军阀的本性决定了他对进步青年的排斥。“七七事变”后，郭抵被迫离开太原，经西安前往延安。途中，他遇到从上海来的进步学生蒋秦峰（陕西汉阴县人，与郭是第七师范同学）和梁竹吉（江西人，郭在北平的相识）。他们三人结伴到西安。经西北青年救国会介绍，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可是，他们在西安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当时已开始了国共合作，特务们不敢公开打击抗日力量，但仍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郭、蒋、梁三人被军统特务暗中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安上所谓“汉奸”的罪名登报公布。后经多方营救，在狱中关押40多天后保释，幸免被害。出狱后，他们到三原县报考了陕北公学，录取后步行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郭抵受到了马列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8年1月，郭抵从陕北公学毕业，2月受组织委派到西安国民党六十九军新六师（属西北军系统）政治部做友军工作，任少校科长。这年九月，郭抵经刘居英介绍，在山东莒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当时是在国共合作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去做友军工作的，任务是对友军进行政治教育，以增强抗日军队的战斗力。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的诱降下，消极抗战，制造摩擦，积极反共。中共派往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干部被迫撤出。1938年底，郭抵离开了新六师，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九支队政治部工作。此后，郭抵随同九支队转战敌后，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

在枪林弹雨中办教育

     1940年冬天，郭抵被调到滨海（今山东临沂）抗日根据地任专署举办的行政群工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从而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次年，他参加筹建了根据地的滨海中学，任滨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副教导主任。滨海中学可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一所中学，而是一所培训抗日急需的军政干部学校。因为战时特殊形式的需要，学校暂时定名为滨海中学。郭抵同志任滨海中学第一任书记。1941年5月，滨海中学师范部开学。这个学校的教职工大部分来自延安，或从抗大一分校调派。这些同志始终保持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了滨海中学的教育方针和校风，使滨海中学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所“抗大式”军政干部学校。

     1943年，郭抵任沐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长。1946年，他又调滨海建国学院任指导科科长、滨海公学院党总支书记兼教导主任。战争年代时刻面临残酷的武装斗争。日寇的“铁臂合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天上的飞机轰炸、地面上时刻面临围追堵截，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郭抵坚持办学10年。到全国解放，由他培养的青年干部和革命人才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48年春，滨海中学结束了为新解放区培养干部的使命，全校师生员工合编为一个大队随军南下。郭抵担任大队教导员。到郑州后，他又参加了中原大学的创建工作，先后任队主任和教育学院秘书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迫切需要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专门人才。1950年春，郭抵被选派到人民大学深造。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方针政策；他还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心里学和管理学的知识。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他还放弃休息时间，主动请教苏联专家，向教育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1952年，国家决定在湖北桂子山建立华中师范学院。这是华中地区最大的一所师范学院，是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郭抵从人民大学毕业后，重返武汉任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等职。昔日的桂子山，荒山秃岭，坟茔遍布。郭抵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首批拓荒者之一，也是该校主要的创始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把一生的心血都交给了这所学校。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多贡献。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树木，二是树人。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每个角落都由他带领师生种下树林花草，不仅使该校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也为芸芸学子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树人，他更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把教师送出去深造提高；利用节假日和晚上休息时间，到教职员工家里走访，帮助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困难。对于新生事物，他更是身体力行地给予支持。60年代，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在第二附属中学办起了半工半读的试验。当时，有很多人对这种办学方式存有疑虑。为了支持这一新的教学制度的改革，他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到这个中专实验班学习。使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尤其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他能够坚持原则，顶住各种压力，保护知识分子。1957年，学院一个系的领导受“左”的错误影响，硬把一位作风正派、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教师定为右派，教师们纷纷鸣不平，但却没有办法阻止。在这个关键时候，郭抵来了，他通过走访调查和开座谈会的方式，用大量实事证明这位教师不是右派，从而阻止了一起冤假错案。文革期间，郭抵受到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冲击，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受少数坏人的挑唆，对他进行了关押、审问和游街。然而，广大师生对他充满了同情和信任。很多人冒着受牵连的危险悄悄地看望他，安慰他。1971年，郭抵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任院校革委会副主任。这个时候，他已是六旬老人了，但他更加拼命的工作。他常常用毛主席“只争朝夕”的诗句激励自己。1980年，郭抵改任华师顾问。已是71岁高龄、且身患冠心病的他，依然操心着学院的建设，提出过很多建设性的意见。郭抵在华师的30年，使华中师范学院从无到有，成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化大学。华中师院的许多师生提起郭抵都充满了敬意。许多和郭抵一起并肩作战过的老同志，都从内心深处认为郭抵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红色教育家。

   大公无私，德昭后世

    原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介愚曾写诗赞颂郭抵“运筹华师卅余载，德高望重老少钦”。在华师人的眼里，郭抵的心灵象水晶般纯洁，郭抵的品格象青松般正直。其实，不仅在他工作过的华师有这样的评介，就在他的老家陕西省紫阳同样传颂着他的事迹，同样是“德高望重老少钦”；他大公无私的品格，同样是家乡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1951年，郭抵探亲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在紫阳下船时看到一起翻船事件，立刻投身到抢救落水者的行列里。事后，他将自己带回家孝敬父母的多年积蓄的大部分散发给那些伤者。当地方干部和伤者家属寻找感谢他时，他已回到了瓦房店的家中。郭抵离家时，他的大女儿才3岁，二女儿尚在襁褓中。一别12年，他的二女儿已12岁了。由于家族里封建思想强烈，女子一般不读书。郭抵和父母进行了顽强的思想斗争。这一年，包括他侄女在内的郭家4个女子都到紫阳县城上学了。尔后，郭抵一直在百忙中操心着她们的学业。这4个女子中有3个后来成为国家干部和人民教师。他的大女儿郭联芝曾在紫阳县广城乡当代理教师，后因文革的变故一直没有转正，回城后也一直没有工作，她拖着两个孩子过着贫困的生活。郭抵除了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她们谋利。1962年，二女儿郭联坤高中毕业曾到武汉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半年。她到武汉的初衷是想走父亲的后门上华中师范大学。而父亲却为她准备了书本，请了辅导老师，让她好好复习，并严肃地告诫她，只有凭本事考上了才能上。郭联坤想到自己是在山区上的中学，教学质量无法与武汉市的中学相比，感觉凭自己基础肯定考不上，只好怏怏而回。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紫阳小学的一名教师。

    郭抵一生以维护党的威信为已任，公正廉明。他常说：“无私一身轻，否则‘朝贪名利，夕忧子孙’，永无满足之时”。他生前在日记里写道：“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自己是幸存者……要对得起先烈，不干有损党的形象的事，不辱自己的光荣历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2年，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他的三女儿郭联众希望通过父亲的关系搞到一个上学的名额。郭抵当时就是负责招生工作的，但他始终没有开这个方便之门。后来郭联众通过自学成才当了一名教师。他的四女儿郭联实是纺织工人。他最小的女儿郭十庆也是先当了知青，上山下乡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他唯一的儿子郭联群，在六十年代从“半工半读”试验中专毕业后当了一辈子工人。郭抵逝世后，华中师范大学领导考虑到郭抵老伴需要有人照顾，将她调到华师工作，身份依然是工人。

对待生活，郭抵同志奉行清苦、廉洁的宗旨。他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品质。对子女的婚姻大事从不铺张浪费，三女儿结婚，他仅赠送一块旧表作纪念；四女儿结婚，也只是在原有家具的基础上添置了两件必须品。相反，他对有困难的家乡亲友，却时常倾囊相助。他生前多次汇款资助受灾或者有困难的亲友。他长期资助家乡两位有困难的老人安享晚年，直至他们去世。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他在病床上得知家乡一位亲友受灾的消息，心里非常不安，他催促儿子联群代他寄去50元后，他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郭抵在华中师范学院享有很高的声誉。1987年，他因病逝世，师生们亲手用鲜花编织了一个精美的花圈。他们取郭抵生前亲手栽种的青竹做支架，扎上翠绿的松柏，插上从校园采来的洁白的玉兰花78朵，象征郭老在人生道路上的78个春秋；点缀几枝迎春柔条，代表着师生们从心底发出的诚挚敬意。郭抵不仅是华中师范学院的骄傲，也是紫阳人民的骄傲。做为一代杰出的红色教育家，他的事迹，他的品格，他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13年12月档案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