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如不是极度痛苦或者彻底绝望，人们不会自动放弃任何求生机会，千方百计追求生命的长度。
       面对欲望长生而生命短暂的矛盾冲突的无奈，一些人选择了追求名声的长久，希望身外之名的无限延续弥补鲜活生命的有限；一些人选择了追求有限生命的无穷价值，以生命的厚度和质量代替生存的长度和数量。诸多哲人对人生的思考更为经警独到: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他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不在于生存本身，而在于对世界认知的深度；爱因斯坦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社会，如只是为了自己活下去，活得再久也只是行尸走肉。他们不太在意长度，而更关注质量。
       其实，人的一生，来到人世与本人的意志毫无关系，但如何打理生命过程，使其既长久而又富有价值，就与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芸芸众生，有的如昙花一现夭折，有的象松柏长青高寿；有的冷落如涧边幽草，有的显赫如庙堂丹桂；有的如闪电雷鸣般壮烈献身，有的如花谢叶落般淡然辞世，能使令名长久留存于人间记忆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万花筒般的人间世，取决于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生理属性，更取决于个人和社会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对人生轨迹的掌控和对人生目标的追求。
       古代帝王将相享尽人间荣华，岂忍一朝撒手丢弃。为求长生久福，礼佛、拜仙、服丹药、食补品，无所不用其极，然总与平头百姓一般，大限难逃。于是耗天下之力，筑巍巍陵冢，建豪华地宫，期盼威名世代流芳，福祉在另一个世界绵长。可赫赫几百帝王，数千将相，今天即就是文史学人，活在他们心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大帝等寥寥数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陵寝岸然或是天之娇子，而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打下的深深烙印，是他们为民族的强盛创下的千秋功业。因为没有这几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昂首挺胸就少了几分底气。
       魏文帝曹丕是历史上少有的自信凭词赋文章就可以令名不朽的人。他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王实甫、曹雪芹等一大串名家，都是借助“文章”而声名长久传于后世的人。可惜他自己虽贵为皇帝，但历史的知名度，尚不如终身为相的其父曹操和以才称奇的其弟曹植。这要怪他自己心动落后于行动，没太在意或者没有精力“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正反两个方面都验证了曹丕见解的超凡和英明。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一侠客而已，但千百年来悲壮的诗句还在我们耳畔回荡，荆轲的形象在民族的记忆中还是那么鲜亮。究其原因，在于他刺秦王的行动体现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体现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士气节，体现了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忠勇和节义，以及甘为信念和价值观献身的牺牲精神。这类精神和节操的价值无疑是崇高而永恒的，荆轲从而在民族的记忆中得到了永生。
       与荆轲类似，许多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人物，他们刻意追求的并不是以青史留名的方式获得永生，而是秉持的信念和追求的理想高于自己的生命，只是在为之坦然献身的壮举中，获得了长生这个“副产品” 。
       颜真卿是一位以铮铮铁骨和煌煌书艺获得永生的人物。他由殿中侍御史被贬黜到平原任太守，发觉上司安禄山有异心，就借口要预防洪水，加高加固城墙，屯积丰足粮草，把能够打仗的青壮年人登记起来，做好了守城准备。安史之乱爆发，率众坚守平原城，抗击了安禄山的大批军队，是唐朝平定叛乱的功臣之一，成为四朝元老,名重海内。年过古稀之时，奸臣卢杞欲借叛将李希烈之手加害，就向问计于己的德宗推举颜真卿，派其前往劝谕。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是颜真卿去送死。他却不和皇帝计较，明明白白的走进奸臣的圈套，无反顾地上路了。行前给儿子留了封遗书，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劝他拖延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毅然前往，果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颜真卿不仅气节刚烈，而且书法成就超凡，书如其人。用笔雄逸，字迹刚健，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不仅体现了大唐气度，而且与他高尚的人格十分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光辉典范。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宗赞其 “才优匡国，忠至灭身，稽其盛节，实谓犹生”。评价是十分精到的。
       谭嗣同面对晚清内忧外患、腐败没落的危局，决意提倡新学，呼号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被征入京，参与新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不顾自身安危，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计划落空后，他决心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要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徐图再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英勇就义时，面对刑场上上万观看者，他神色自若，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变法图强的理想而慷慨献身的英雄气概，托举着他的英名在史册上永放光芒。
       印度哲学家、诗人泰戈尔说：“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细数活在我们心中的如同繁星闪烁的历史人物，他们要么把自己打磨成了国家民族大厦的一块基石，要么煲下了能够滋润世代众生心灵的鸡汤。还有就是把理想和信念置于生死之上的豪杰，但其理想越具有普世价值，其信念越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就生存得越久长、越荣耀。他们都是献出生命而又得到生命的大写的人，献出自己有限的在地球上的有形生命，换取了在历史记忆中长久存活的形而上的生命。除此之外，尽管有太多的人权高位重，富甲天下，或者显赫一时，称霸一方，都随着自然生命的终结而成了过眼烟云，没有获得形而上的生命，在历史的记忆中迅速消失得了无踪迹。
       一个人来到世上，纯属偶然；走完一生，实属万幸。因而虚耗人生天理难容。我们都应当追思先哲，效法先贤，以有限的生命求无限的事业和无穷的影响，以增加生命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