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斋夫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精悍的杂文《中国的人命》，文中提及他自己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即劳耳所说的“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他刻骨铭心，忧思勃发，留下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语：“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劳尔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描述，不排除有人认为他戴了“有色眼镜”，太不给国人的面子。但以严谨著称的陶行知肯定是认同的，他不仅列举几个例子加以佐证：如“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 ，再如“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而且把人命的贵贱与祖国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进而断言中国能站起来的前提是人命贵于一切。他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怒斥漠视人命的罪孽，大声疾呼人人珍爱生命，全社会敬畏人命。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时代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中国人民早已站起来了，难道连人命这样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得到敬畏和尊重，陶行知们的话语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有没有危言耸听之嫌？是不是像那个时代的长袍马褂一般，纵是锦缎金缕织就，如今的价值也只是一件文物，拿出来欣赏一下倒也可以，谁要是穿着招摇过市，会不会不合时宜。
       有这样的疑问不足为怪，有争议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暂且按下不表。如要使自己对此有点主见，最好还是看看我们身边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
       近几年媒体披露的一些问题，你不想心惊肉跳都不行，奶品中的三聚氰胺问题，食品添加剂中的苏丹红问题，畜产品中的瘦肉精问题，餐桌上使用的地沟油问题。还有屡禁不止的食品加工黑作坊等等，哪一件不是骇人听闻的，都是事关生命健康的大问题，如三聚氰胺超量的“问题奶粉”，曾经使许多嗷嗷待哺的孩子营养严重不良，成了“大头孩子”；有致癌作用的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究竟危害了多少人的健康，谁也难以估量。况且见诸媒体的远远不止这些，就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也有人生产经营自己不吃的蔬菜和食品。人们对蔬菜和食品，已经处于既不放心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为吃的放心，吃得健康，有办法的干脆搞起了专供特供的粮油生产基地，有地种的无奈搞起了自种自吃，不经意间回到了自给自足的传统老路。没办法没地种的只能听天由命，且这样的人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一次，有位朋友特意邀请笔者吃饭，表达盛情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竟然是他一再表达的“这些东西都是自种自养的”。
       还有矿难、交通事故、垮桥塌房、环境污染等等，在这类人为原因酿成的悲剧中，究竟有多少人命受到伤害，一时也难以说出个准确的数字，但肯定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因为不时见诸媒体的总是两位甚至三位数字。更令人心悸的，是一个小女孩倒在血泊中，数十行人和司机掩面而过，竟无一人心生怜悯伸手救援；还有某医院因危重病人交不起医疗费而拒绝诊治，眼睁睁的看着可能延续的生命消失；还有个别司机竟然认为“撞伤不如撞死”，故意倒车碾压撞倒在地的伤者至死。虽是个别现象，但还是那样强烈的刺激了国人日渐麻木的心灵。道德底线一再拉低，对生命健康漠视的程度，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凭心而论，国家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保障公民安全健康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在社会活动及其生产生活中，减少甚至杜绝危害生命健康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技术规范日趋完善，人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法理重视和政治保障，这是我们最值得庆幸的。但就社会现实而论，难免有“药方虽好难治病根”的感觉，陶行知《中国的人命》一文好像远未过时，为了权位、财富、名誉和安乐而抛弃良心、漠视生命的仍然大有人在。究其原因，恐怕就如同某些疾病一样，如果基因出了问题，任何药物和手术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除不了病根。
       人的行为由其理念所决定，真正敬畏人命，消除漠视人命现象，核心是要人人都懂得尊重人本身，也就是尊重人的原因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附着在人身上的权力、金钱或其他什么的；对任何人的生命都要有敬畏之心，尊重之意，没有恩怨情仇和亲疏远近的区别。这样的现代文明理念什么时候不普遍接受和确立，成为国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漠视人命的现象就不可能消除，正在上演的若干悲剧闹剧就不可能谢幕。
       然而，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人经历了数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润，其中最不应缺少的就是对人命本身敬畏的理念元素。儒家提倡的仁爱，其实是有区别的爱，上对下有施舍的意味，下对上是本分的必然，因而成为“人上人”，随意支配别人命运甚至生命，显示出权贵生命的优越，是教育家们谆谆教诲的信条，奉为人生成功或者幸福的标志，这样的仁爱，必然是地位的高低决定人命的贵贱；儒家提倡的仁爱，是讲究次序与等级的，爱不爱以及爱的的程度，由血缘亲疏、地缘远近或者个人关系疏密所决定，因而儒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小圈子文化和家天下文化，首先爱父母，其次是兄弟姐妹、再是乡邻友人，再把剩余不多的爱向四周散射。这种仁爱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以普遍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为标准，而是以群体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对于关系很近或者有利用价值的人，可以舍命相许，反之则冷漠以对，甚至视为草芥，这也就是尽管有二十四孝的长期垂范，而社会上爱心总是欠缺的原因。民间也有许多大善人大善举，诸如灾年施舍粥饭等等，但动机大多是积德行善，为自己落得个好名声或者为来世种福田，这与对人命的敬畏和尊重，相差何止万里。丰子恺曾劝告小孩子不要肆意用脚踩蚂蚁，不要肆意用火或用水去残害蚂蚁。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怜悯之心，更是怕小孩子的那一点点残忍心以后扩大开来，以至于驾着飞机、装着炸弹去轰炸无辜的平民。可惜丰子恺先生基于珍爱生命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和现在都只是个别而非普遍。
       笔者没有挑剔儒家文化的底气和愿望，只是试图从特定层面探究漠视人命的理念根源。斗胆狂言，也是因为在对待人命这个最最严肃的话题上，有太多鲜活的对比。除了前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漠视人命的现象外，不妨看看国人面对美国“9.11”事件和日本大地震的态度，当成百上千人生灵顿时化为乌有之时，国内竟然有不少人兴高采烈。尽管美帝忘我之心不死，尽管日本鬼子的罪行罄竹难书，但今天遭难的是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命，如出于敬畏人命的理念，至少也应该有怜惜同情之心吧，这与痛恨美国霸权和牢记国耻没有关系。与此相对比的是，媒体披露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闷死了，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记者问来参加的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据说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我们不是自诩有五千年文明的荣耀吗，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我们是不是要减少一点盲目的自豪，而多一点批判精神和自我革新的勇气呢。
       人命没有得到敬畏的社会前途是暗淡的。如果一个社会连人命都不敬畏，那么道德、伦理、诚信、契约等又有什么约束力，谈何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咋能创造经久不衰走向世界的业绩；如果连吃穿住这些生存的基本需求都包藏着生命健康风险，再快的发展速度，再丰富的物质成果，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总是有差别的分等级的对待别人的生命，又如何能赢得世界范围的敬重和接纳，从而走向世界。万丈高楼平地起，民族复兴也好，祖国强盛也罢，都是极有振奋力的前景，但不言而喻，我们大家真的要补好敬畏人命这一课，因为说到与做到毕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