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节那天，一家人带着小侄女去江边观看龙舟赛。时至中午，侄女喊饿，问她要点什么，她脱口而出：“要吃屈原，要吃屈原”。爷爷奶奶不禁一愣，觉得即唐突又不知所云。是啊，屈原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哪能拿来吃呢。
      我不觉得太过荒唐。原来，我曾给侄女讲过几则关于屈原投江以及端午节来历的轶闻。其一是屈原投江之后，楚国人十分悲伤和惋惜，争相驾船搜救打捞，并在汨罗江投放食物，以免鱼鳖吞噬屈原的遗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保留历史记忆的方式；其二是屈原不是自投汨罗江，而是被政敌在江上追杀沉河致死的。“端午”的含义就是纠正谬误，划龙舟是暗示追杀屈原的场景，将粽子投进江里，暗示屈原是被捆绑后沉河的，端午节从名称到过节仪式，都有向世人传递历史真相的良苦用心。听了这些逸闻趣事，对于一个理解力尚不健全和记忆力不太集中的小孩子而言，把粽子称之为屈原，虽让人捧腹大笑，但也情有可原。
      一行人到了超市，径直走向食品专柜。粽子不就是糯米加上大枣、食糖等甜品，用竹笋皮包裹成，用棕榈叶绑扎那么简单的一种节令食品吗。天哪，摆在货柜货架上粽子，远不止街头上或者自家制作那么简单了，除了保留了粽子的植物宽叶包裹的三角形状外，论口味，有甜、咸、巧克力、水果等多种多样；论粽子馅，有大枣、果脯、豆沙、糖类及其混合类等五花八门；论包装：有豪华型、实惠型、简易型，有印制精美的纸质盒子或者袋子，有精巧华美的铁皮罐桶，可谓琳琅面目，令人目不暇接。问小侄女要吃那一种，她也眼花缭乱无法确定了，只是说“要前几天在街摊上买的那一种”，我们立马到了大街摊贩处，买了几个粽子了事。拨开蘸上蜂蜜水，侄女品尝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甜蜜而满意的笑容。
      侄女嘴里的“屈原”就是粽子，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和健康条件，在保留糯米和食糖等食材的基础上，增添了各种新类食材和佐料，使口味及其营养成分花样翻新；商家依据消费群体的习惯、爱好和层次，在制作工艺和包装手段上煞费苦心，打造了争奇斗艳的粽子世界。
      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重播龙舟节盛况，屈原祭文的诵读声朗朗入耳。我想，数千年来，想必年年都有人过端午玩龙舟，粽子年年有人制作和品尝。屈原这个历史名人，也正如端午时节的粽子，长久被后人重温，被后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偏好，通过添加佐料、变换制作工艺，更新包装等手段，搞得屈原的“味道”五味杂陈。从汉代到明清，从“五四”时期到抗战阶段，以至于二十一世纪的当今，每个时代对屈原的评价都有所不同。 人们在寻求精神支柱和做人规范时，往往把屈原高高地供奉起来，在他身上插上自己爱看的标签，或者挖掘、赋予符合自身利益的精神内涵，把屈原塑造成了千面人。
      汉代的司马迁和刘安都是才华盖世而命运多舛的人杰，他们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赞其“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凸现了屈原的抗争精神，这无疑是司马迁等人自身性格和命运的呼应。
      封建社会统治者最需要的是臣下子民无条件的忠顺，对下对上的埋怨和抗争，总觉得不对味儿。于是，一批帮闲文人就对屈原打起了的主意。要么激烈排斥屈原敢怨敢恨的抗争精神，北朝颜之推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诗人孟郊，宋人葛立方对司马迁等人颂扬屈原抗争精神也多有微词；要么把屈原打造成“忠贞” “忠君”的典范，汉代班固称赞屈原是“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俊彦之英，唐代魏征、柳宗元，宋人洪兴祖等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 的精神价值。
      对于屈原“忠贞”精神的崇扬，在朱熹前后达到了高潮：唐昭宗天祐元年，屈原被追封为“昭灵侯”；宋元封六年，封为“忠洁侯”，后又追封为“清烈公”；元延祐五年，又加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明清之际的一些学者“技高一筹”，跳过了屈原敢怨恨敢抗争的精神是否合合乎时宜的争论，干脆从根本上否认屈原有这种精神。为了给屈原加上“忠君”美名、争得圣贤地位，黄文焕、刘献庭、林仲懿诸家，大呼“千古忠臣，当推屈原为第一”，并且还在屈原身上找到了“孝父”和“中庸”之义。经过上千年对屈原的这些主观性和选择性的重塑，屈原的抗争精神逐渐被贬斥和抹杀；而对于君王的忠贞精神，则在越来越热烈的推崇和赞扬声中，成为臣子“忠正之义”的楷模。
      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之际，忠君意识被唾弃，唐宋以来包裹的屈原这个“粽子”，品尝起来就略带臭味了。鲁迅曾经以贾府的焦大为例，论及了屈原“怨君”的实质：“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是主奴如此，贾府就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一位震撼了二千余年厉史的贤哲，成了贾府的奴才焦大；一部光焰万丈的《离骚》，成为抒写“不得帮忙的不平”之作。从当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来审视和评价屈原，在于希望当代出现远较屈原更彻底的新的斗士，来完成“掀翻”二千年来吃人筵席的使命。
      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对屈原的认知和评价又发生了突变。郭沫若认为屈原“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他“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他是一个民族诗人，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难，才悲愤自杀的。他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伟大的原因”。 游国恩先生也在《论屈原之放、死》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屈原成了为国慷概赴死的典范。当然，抗战时期不仅仅需要面对恶势力敢于抗争的勇气，而更最需要慷慨赴国难的壮士，爱国主义的屈原应运而生了。时至今日，我们所品尝的屈原这个“粽子”的味道，就是郭沫若、游国恩等近代圣贤所调制和包裹的。
      屈原究竟有些什么功业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后人的心灵？屈原这个“粽子”的原汁原味又是如何。凝视经过长期反复涂抹和刻意重塑的历史幕墙，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和领悟。
      屈原的政治才能并没有自期自许那么强。姜子牙辅佐周朝，周得天下；商鞅敢于变法，奠定强秦霸业；魏征位相，开贞观盛世。而屈原被誉有“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华， 有“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政治地位和施政良机。然而，上不能说服国君图霸业，下不能制服小人施阴招，导致国势每况愈下，朝内奸佞辈出，最终自己憔悴江湖，国灭人亡。说他志大才疏，也不苛刻。
      屈原的忠贞也有十分愚蠢的一面。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忠君”思想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连孔子都认为“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孟子也认为“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良禽择木而起，良臣择主而事，是优胜劣汰的法则。既然君王的昏愦已无可救药，远大理想在楚国已无法实现，为何还要死死抱住君王的僵尸不放，硬是要把一腔热血洒在行将崩塌的楚国废墟上。如有自谋兴楚之路的壮举，有另图安民之策的胆略，何至于丢弃自己深爱的国家和人民，自己一死了之。真是可叹可悲，愚不可及。
      屈原爱国的结论尚待商榷。有周一代，神州天下一统，春秋战国，是由分到合的过渡；先进取代落后，新生战胜腐朽，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秦国变法后的政治体制和用人机制，以及当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都领诸国之先，完成有周之后的天下一统，正是顺天意、和民心的大势所趋。如没有秦的统一，今天的神州大地又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世界各国的分合轨迹大可借鉴。屈原生活的年代，正值秦国加速推进祖国统一的岁月，楚国在当时已经历史的演变为阻碍统一的偏安集团。屈原没有主动顺应祖国统一大势，看到楚国都城被秦光复时跳江自杀，屈原心中的国显然不是大一统的祖国，而是分裂中的地方势力范围。如把这看成是爱国主义，要么是对我们心中的祖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缺乏认知，要么就会有意无意美化了分裂拒统的反动势力。
      当人们期待的美好精神还没有普遍成为人们的自觉的时候，自然要借助历史人物来加以召唤和彰显。这就免不了采用当今制作粽子的一些不当做法，诸如过度包装、借用招牌、偷梁换柱、强帖标签等等。弄不好就会把人搞得眼花撩换，反而看不清历史人物诸如屈原的本来尊容了。
      我还是期待把屈原纯粹作为一个往昔的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就像民间传统制作粽子一样，不要一味迎合个人口味，搞成酸的、辣的；也不可刻意追求形象美观，在包装上过分用心。在大街摊点上买的粽子，我的小侄女不是吃得也很开心吗。